第一、以传统思想文化对抗现代共产思潮 —— 思想阵地先败

　　倘使要追究国民党和蒋介石在内战中失败的自身原因，首当其冲者，便是国民党和蒋介石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首先失败。
　　一、历史的事实是，几乎在中华民国政府军于江西剿共取得成功的同时，中华民国却在思想文化战线上被共产党所战败。特别是在上海等一些大都市，在一大批失意和失路的小知识分子心灵深处，在那些“左翼作家和左翼文化人所驰骋的文化战场上”。究其根本原因，一是中国国民党只意在剿除拿枪的中共党人，却为了在一个非常时期内能够坚持自身的民主理念，竟给了那些叛乱者以“新闻、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结盟的充分自由”。著名的“左联”，这个以收买鲁迅为旗号，为中共配备有党组书记的纯共产党组织，在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的时代条件下，不仅曾横行沪上，嚣张于整个中国文坛，并且“拿起笔、作刀枪”，肉麻地歌颂新沙皇斯大林，无情地指骂正在艰难推行着民主进程的中华民国政府，疯狂地号召中国的第四阶级起来“革命”，从而成为中共在南方落后农村进行大规模叛乱、叛国的“文化支队”。有必要指出的是，所谓左联五烈士，他们之被处决，并非因为他们是诗人和作家 —— 实际上他们也只是几个文学青年而已，而是因为，他们是在国难当头时为中共武装叛乱、叛国而效命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是打着文学旗号，或曰在文学的掩护下以实行叛乱和叛国者。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那些天天都在写诗作文骂着国民党和蒋介石，天天都在作文写诗歌颂着新沙皇斯大林的“无产阶级”的诗人和作家们，为何均未遭遇被处决，甚至都未遭遇过仅仅是被批判、被斗争的厄运呢？更何况，作为文学青年，他们那些一再号召发动共产革命的所谓“文学作品”，在当时就能出版和传播的事实，恰恰证明他们已在思想文化上享有着充分的创作自由和充分的反政府自由。因此，我们只能怜惜他们作为文学青年的死，却无论如何不能怜惜他们作为叛乱和叛国者的被处决，更不能因为他们的被处决，而指骂那个已经给了他们创作自由的时代（虽然处决本身非为必须）。因为，如果他们在革命名义下的叛乱和叛国一旦成功，则任何创作的自由都将会被他们绞杀得干干净净；因为，无数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被处决和被迫害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鲜血，于今早已将他们这些“前驱”推到了历史罪人的地位之上（作者按：鲁迅曾着文称他们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前驱）。
　　二、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面对着共产主义思潮，面对着来自苏俄的共产文化入侵，不仅没有予以坚决地批判和取缔，竟只想简单地依靠传统儒家思想文化，来对抗这个为“科学”所包装的、东西方传统大同思想的“变种”。从而不仅中断了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甚至不是肯定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成就，辨析它后期的错误支流，引导它走向对于传统文化中专制思想文化体系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和发展民主主义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却一味地和简单地用被新文化运动所批判过的传统文化和固有道德，来抵抗这个“被现代化了的传统大同思潮”，更要以“礼仪廉耻忠孝节义”为基本口号和基本精神，来公然地提倡旧道德和旧文化，以抵御、抵抗和批判那个被旧帽翻新了的“共产牌思想文化”。这在一些共产派知识分子和一大批失意和失路的小知识分子心里，无异是复古、复旧和倒退，是与“袁世凯及他的北洋军阀们同唱了一台老戏”。而由戴季陶先生等所提出的，“要以伦理的固有美德，来感化人心，增长人性”，亦同样只能为那些已经“经历过二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知识青年们嗤之以鼻”。因为他们宁肯相信甚至追求被十九世纪西方人文科学所包装过的西方传统大同思潮，也决不愿意相信和重奉“东方的固有文化和美德”，甚至只会走向它的反面。实际上，也恰恰是那个被现代科学包装的西方大同思想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结合，才使得一大批“失意和失路的小知识分子”与之一拍即合。犹如一位文艺史家所论，共产主义思潮“对当时的那些由于时代的动荡不安才失学、失恋和失业的青年来说，则尤足以迎合他们的反常心理，和挑拨他们的偏激情绪，而为他们所欣然听从和乐于接受。于是他们受其蛊惑和煽动，就好象飞蛾扑火似的纷纷投向了赤色的魔阵里去，甚至为之卖命效死而心甘情愿”。¹⁰ 其实，只要稍稍考察一下一九二七年之后，中共领袖集团成员和一大批共产革命狂热参加者的“出身和成份”，便不难明白这个立论的正确了（参见下卷第二章）。
　　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之所以会在思想文化战线持软弱态度，取错误做法，其根本原因，一方面是他们自身受到了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和自由民主理念的制约，一方面则是他们尚缺少对于民主主义思想文化的深刻认知，从而才会在思想理论上显得贫弱无力，缺少建树，缺乏批判的精神和力量。一九三九年五月七日，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上发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现程序”的演讲时，就曾说出了“共产主义只重经济、近于民生主义，却不重视民族与民权主义；共产党人倡导民主、亦只重视一个阶级的利益，而不兼顾全民的利益；法西斯主义注重民族主义、却不重视民权与民生主义”这样一些对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均有着明显错误认识的话。至于他一生都将“礼仪廉耻忠孝节义”作为做人准则和教导原则的做法，就更是凸显了儒家传统思想文化对他的影响之深。如前所说，蒋介石不愧为一位卓越的民主革命家，一位有着坚定民主理念的民主战士，但是，正是在民主革命思想与民主革命理论的建树上，他才与他最为敬佩的孙中山先生，具有着相当的差异。在他坚定地保卫和推进中国国民革命的艰难历程中，凭心而论，亦有相当的力量，不是来自于他对现代民主自由思想的深刻认识，而是来自于他对孙中山先生本人，和对于孙中山先生所交付的国民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胆与忠心。

第二、权威领袖不威，民主横遭利用 —— 反被指为独裁

　　蒋介石作为孙后中国民主革命的新权威人物，不仅是历史造就的，亦是当时绝大多数党人和民众所承认的。在一个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历史环境下，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新权威，才有可能外抗侵略，内平叛乱，使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能够次第完成，更使得民主建国能够获得醒目的成就。但是，也正是这个被承认的新权威，盖因他“重然诺，儒气太深”，¹¹ 矜名节而重恕道，因而，他才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和非常时刻，不敢以其权威之心和威权之行来保卫新秩序和新制度。这既是当时训政举措不力的根本原因，更为日后中国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深藏下了种种危机。
　　一、如前所说，自一九二七年中华民国南京政权重建，直至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虽然对中共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割据采取了征剿的政策，但对中国共产党不拿枪的反叛，即中共对共产主义的戮力宣传和对中华民国的恶意攻击，非但没有给予坚决的反击，甚至为了民主的理念，而给了他们新闻、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的种种自由。这就不仅使初获统一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训政措施，遭到共产舆论的一再歪曲和围攻，而且予共产主义思想文化势力在中国的滋长、发展、甚至横行，直至予中共争取知识青年、统战知识分子、骗取民众舆论，带来了过分自由的时代条件。这个条件无疑为中共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优势，因而也就为自身的失败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二、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华民国政权虽然对于旧、新地方军事势力的次第反叛采取了平息和平叛的方针，并且获得了胜利，但对于屡屡发动叛乱的残余军阀，以及某些对中华民国政权名归暗抗的地方封建军事势力，手段过于软弱。非但没有及时剪除，甚至任其再兴、再起和再叛。这就为中华民国来日的失败，在自己的内部埋下了再度分裂的祸根。如前所说，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的中国内战中，从国民党阵营里反叛出去的叛将们，几乎全是地方封建军事残余势力的历史事实，便是国民党对这些“逆子贰臣”过于宽容的一个直接恶果。
　　三、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既是由中共和地方军阀联合谋叛的武装政变，策略上虽应该予以和平解决，原则上却无论如何不应该就此而将“八年剿匪之功”毁于一旦。只要能够保证民主国体不再被颠覆，民主革命不再遭遇专制复辟，宁可被人指为“独裁”，甚至是“背信弃义”，却不可仅仅为了“重然诺”，而置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祸福于不顾。然而，蒋介石这位权威的国民革命领袖，虽有民主理念，却更有儒家传统，因而才在应该以权威的力量来保卫新制度和新秩序的关键历史时刻，却“不愿和不敢独裁”。设想一下，正因为西安事变才更加了解自己极负民望的蒋介石先生，如果能在西安事变之后，一边向全国人民示以抗战的决心，一边则决心剿灭中共，以坚持执行“安内攘外”的正确国策，则二万中共残余既难逃覆灭的下场，中华民国政权亦从此避免了后来的内战和失败，中国大陆人民更不会在中共专制统治之下痛苦地辗转至今。如是，则“一时之骂名”与“千秋之功绩”又何能相比。一九四九年以前，一些所谓的民主人士，曾利用国民政府所给予他们的言论、出版自由，公开地奚落和嘲笑蒋介石“独裁无胆、民主无量”，但在实际上，训政时期的蒋介石先生乃是“独裁不愿和民主过量”。因为我们只要从反面拿他与毛泽东的独裁和残暴稍作对照，或从正面将他与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罗伯斯比尔和拿破仑稍作比较，他的崇尚民主理念、注重个人名节和深恐被指为独裁之种种表现，就恰恰是造成他和国民党失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当年的美国驻华大使魏德迈将军，不仅认为“大陆剿共的失败，是因为国民政府没有获得强有力的威权，以使得政府的政令有效实行”，而且认为，“国民政府被攻击独裁，是颠倒事实”。他说，“这个政府对于个人的干涉太少，而不是干涉太多。它最后失败的原因，是未做应做之事，而不是做了不应做之事”。¹² 魏德迈的话，便是指国民党政府绝非独裁的政府，蒋介石亦绝非是一个独裁的领袖。今日中国大陆人民常说“国民党和蒋介石要是有共产党和毛泽东万分之一的独裁和专制，那么，中国早就没有共产党了”。历史是无情的，却也是公正的。

第三、数度容降容叛，党争内兴外连 —— 困惑党人民心

　　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自身原因，这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因为数度容降容叛而造成了自身的高度不纯，以及由此而造成了党争连连，从而造成了党人和民心的困惑。

一、中国国民党在思想和组织上均遭到了中共的长期渗透和严重渗透
　　如前所说，中国国民党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一个民主革命政党。但是，如果说它的前身中国同盟会乃是一个有着高纯度的民主革命同盟的话，则于一九一二年扩大成立的国民党，其组织的纯洁性，已远不如辛亥之前的中国同盟会了。孙中山正是鉴于此，才要学习俄党组织严密的经验。但是联俄容共的结果，非但没有严密国民党，却反而使中国国民党陷于严重不纯，直至公开的分裂之中。一九二七年，如果没有蒋介石和一批真正的国民党人起而救党，并在北伐中果断清党，中国国民党怕早已成为历史的骨董。虽如此，共产主义的幽灵，不仅从此游荡在中国国民党之中；中共的潜藏势力，更从此在国民党中起着分化和瓦解的作用；国民党原来的幼稚病和权力病患者们，亦只要时机一到，便会立即发病，以祸害本党，祸害中国的国民革命。尤其是全面抗战开始，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竟接受了中共的“输诚”即“投降”之后，中共“打进去和拉出来”的挖心战术，亦从此打得更欢和挖得更深。被中共收买和统战的国民党官僚及其子女，更是层出而不穷。在后来的国共两党内战中，中共深入到国民党核心层次，直至是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以窃取作战机密的情形，之所以不断发生，无非是中共能够在思想和组织上进行长期渗透所造成（参见下卷第五章）。¹³

二、中国国民党在组织上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一九二七年的国民党清党，虽然清了中共，却并没有使中国国民党从此成为一个思想统一、组织纯洁的党。除掉共产主义的幽灵还在国民党内时有徘徊，中共的暗中渗透仍在继续以外，盖因中国国民党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军事力量以北伐打倒北方军阀，因此，其又在相当程度上，将一些旧军人和旧军事力量的代表人物招进了党内。更有甚者，则是在北伐胜利进军中，一大批投机革命的旧军阀和旧军人，不仅参加了北伐，而且也参加了国民党，军阀冯玉祥率全体参加国民党便是一例。而一大批在北伐成功后被迫归附中华民国的大小军阀，竟也被接纳到了党中。这就使得国民党变得更加芜杂。中国国民党不仅因此而成为一个“统一战线”的党，甚至成了一个“招降纳叛”的党。国民党的革命信念、革命思想、革命目标和革命纲领，在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为这些被招降纳叛者所接受。这不仅使得国中民众困惑不已，而且极易产生对国民党的不信任感，同时更为国民党自身的分裂，和党中异己者在内战中对“本党”的倒戈，埋藏下了极大的危机。

三、中国国民党的内部党争及其恶劣影响
　　在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前，中国国民党从未有过明显的党争，更没有鲜明的对立派别。但是，自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后，中国国民党党争遂起，甚至一发而不可收拾。它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相互错杂，互相影响。概而言之，一是因联俄容共才造成了党内反俄反共派即“右派”，和奉俄亲共派即“左派”的出现和对立。二是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因苏俄顾问、中共与国民党中的亲俄派联手争夺最高权力，遂使国民党党权大部落入苏俄顾问、中共和国民党亲俄派手中。三是北伐之争导致苏俄顾问、中共和党中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排挤、打击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实力派，结果反为蒋介石为代表的军事实力派乘机反击并获胜算，由是才有北伐的胜利出师。四是苏俄与中共唯恐国民党北伐成功统一中国，乃阴谋挑起国民党更大的党争。此举虽然造成国民党宁、汉两个政权分裂的局面，却最终造成了国民党先后一致绝俄清党，由是而有北伐的最后成功和中华民国初步统一的告成。其后，中国国民党在摆脱了苏俄与中共的分裂和破坏以后，其党争又出现了两种新的局面：
　　第一种局面是在蒋介石因功勋卓著而成为孙后的新权威以后，国民党中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某些“前贤”，他们有的为了争夺最高权力，而忘记了党、国的存亡；有的则为了自己昔日的功劳，便绝然地要“前贤不让后贤”；有的仅仅为了一己的权位，竟能接过苏俄顾问与中共的“法宝”，指骂蒋介石是新军阀和独裁者。¹⁴ 从第一次渡江北伐时的逼蒋下野，到北伐成功、中华民国统一之后的三大军阀叛乱；从大小军阀联合叛乱，到各派反蒋势力联合召开扩大会议，以另立中央和另组国民政府；¹⁵ 从各派反蒋势力借机召开非常会议到三个国民党“四大”的同时召开 ¹⁶ —— 上述种种不顾大局、不识大体的行为，实在是极大地减弱了国民党作为一个革命政党的光彩，更在一般党人和国人面前留下了对国民党认知的困惑。特别是为中共和企图颠覆中华民国的境内外形形色色敌对势力，指责国民党不是一个革命政党，甚至指骂她是一个反革命政党，带来了借口。
　　第二种局面，是在中华民国初步获得统一之后，盖因新旧军阀不论大小都已经参加了国民党，因而，以李、冯、阎为代表的所有大小军阀的叛乱，以及后来出现过的多次小规模反叛，都变成了“国民党的内战”。这不仅使国民党陷于有嘴说不清的窘境，而且使外界，尤其为中共将新旧大小军阀对于中华民国政府的连续叛乱，均指骂成“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找到了顶顶合适的借口。这一指骂乃极其有效地诋毁了国民党作为一个民主革命政党的形象，不仅为她在内战中的失败预留了影响，而且，更使得这一诋毁的效应，延留在文学创作和历史研究的领域，至今仍为一些不识真相的作家和研究家们所津津乐道。¹⁷

第四、蒋介石在战后外交和战略上的重大失误

一、从“以德报怨”到“全力返俘”的错失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深夜，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翌日中午，蒋介石即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向全世界作了“以德报怨”的广播讲话，声称“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的至高至贵的德性，中国将对日本帝国的八年侵略战争以德报怨”。这个以传统的中国恕道，和西方基督教所谓宽容精神为蓝本的“以德报怨”政策，虽然从亚洲的长远利益和战后亚洲的形势来看，并非没有它积极的意义，但是，若将它与美国总统杜鲁门于同年九月二日为《日本投降文书》签字所发表的演说相比，我们就能看见两者之间的绝然不同了。杜鲁门说：“我们不会忘记珍珠港。日本军阀的罪恶绝不能涤清，也绝对不会被忘记。如果和在恐怖战争中牺牲的美国男女性命比较，任何胜利都是渺小的。”然而，正是这个“以德报怨”政策的影响，才使得何应钦在外战刚结、内战立起的险峻形势下，竟将遣返日本战俘置放到了头等大事的地位。不仅调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车船，于两个月之内即将日本战俘全部安全送归日本，而且每一个俘虏还奉送大米三十斤，作为临别的安抚。当此国共正在争夺东北的紧接关头，在国共两党的大规模内战已经迫在眉睫、运兵尚嫌十分困难的情形之下，竟如此地来实施“以德报怨”的精神，说轻了，是谓本末倒置；说重了，岂非有讨好之嫌；说白了，如此宽待日俘的国民党，因很快就要被迫应付内战，又将使不知内情的民众产生怎样的联想？更何况我以德报怨，善待日本，战时、特别是战后的日本，又何尝曾以德还德于我呢？七十年代伊始，抢在美国前面与中共建交的是日本；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后，第一个与中共握手言欢的还是日本。日本甚至至今都不愿承认它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所以，因以德报怨而在遣返战俘中所犯下的错失，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负面影响远远超过正面影响的错误决策。

二、甘奉“弱国外交”的严重错失
　　如前所说，在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曾将中华民国对东北的主权悄悄地当作“礼物”送给了斯大林。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获悉了《雅尔塔密约》部分内容的蒋介石曾立即电令在旧金山的宋子文拜诣杜鲁门总统，反对《雅尔塔密约》中有关“租借”的措辞。是年六月十五日，当赫尔利大使送来《雅尔塔密约》的全文时，蒋已深感“此约将使亚洲永无宁日”，更意识到“斯大林获东北权益后必对于中华民国造成极大的威胁”。但是，仅仅为了顺从美国的意见，蒋竟于是年六月至八月，两次派宋子文与蒋经国赴莫斯科谈判，并终于在八月十四日、即美国已经对广岛和长琦投下两颗原子弹，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夜，与苏联签下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无疑又是一个严重的错失。因为，一是日本强占东北和苏联进占东北，在我国同为对东北主权的丧失。因此，被迫同意罗斯福的叛卖而与斯大林签约，其结果不过是“撵走了老虎又迎来了狼”而已。二是当时日本成为战败国，已是定数，败军之师关东军无论如何强悍，也只能是“强弩之末而不能穿鲁缟”了。即便想负隅顽抗，在其国家已经投降并已经被美国控制以后，其动荡的军心亦不容其不降。所以，推迟对关东军的受降，既能外挡苏俄，又能内抵中共，岂非以逸待劳？换言之，宁肯让败国之军暂驻东北，亦比让刚刚在西线战场上打赢了德国的苏俄骄兵占领东北为强。因为前者侵略心理已经崩溃，后者却因战争的胜利而野心正炽。斯大林之所以一直延迟到日本宣布投降的八月八日夜、即迟至美国投下两颗原子弹以后才正式对日宣战，也就是在等待着关东军整个心理防线的崩溃。而关东军之所以两日之内即被苏联军队摧枯拉朽似地“打败”，皆因败国败军不堪一战而已，绝非中共向中国大陆人民所吹嘘的那样。三是苏军对东北的占领必有助于中共发动内战。然而，时至八月八日之后，中华民国政府仍然委曲求全地希望能够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结果无非是为苏联出兵东北、占领东北、掠夺和破坏东北资源，特别是支持中共发动内战，送去了一个“合法而又合时”的借口。更何况斯大林早就在谈判中明言“条约是靠不住的”呢 ！¹⁸ 历史的事实是，苏联军队在占领我国东北以后亟欲长期侵占和大肆掠夺的罪行，特别是它将中共秘密放进东北和把东北让给中共的做法，实将它要继续颠覆中华民国、并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的罪行昭然而若揭（详见下卷第五章）。
　　也许，在罗斯福已经秘密将中国出卖之后，企图阻止苏联以对日宣战为借口乘机出兵我国东北，是当时的中国所阻拦不住的。但是，如果中华民国拒不与其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它对我国东北的出兵，就属于不合法，世界舆情就会指苏联为侵略。此尤罢了。如果蒋介石先生在五月已确知《雅尔塔密约》部分内容后，就能对苏联出兵东北可能产生的后果周详考虑，更在六月赫尔利送来《密约》之后，一方面公开抗议美国出卖中国主权予苏俄，一方面绝对不承认《雅尔塔密约》，一方面则因预计到苏联占领东北后，一定会帮助中共出关占领东北，因而在策略上采取一边与苏联谈判以拖延时间，一边积极谋划于苏联强行出兵东北之前，先在军事上完成切断中共北进关外的部署，以造成未来“关内打狗”、即“关门打狗”的局面，则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胜负，亦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面，或起码不至于输得那么惨。如是而论，虽然都是事后诸葛亮的聪明，或仅仅是“非亲临其境者”的妄论，但是，无论如何，本“弱国外交”之委曲求全的心理，而受制于人，或被迫于人，其败北的成数自然便会大得多。这也是古今战事的一个普遍道理。孙子所谓“怒而挠之，卑而骄之，未战而庙其胜算，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便是这个道理。况我之卑，必助敌之骄；我之庙算不胜，则必助敌庙算之胜。实非妄言也。

三、“美国梦”的幻灭
　　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还是中华民国政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感激美国，追随美国，依赖美国，始终受制于美国和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一个悲剧结局。中华民国之所以如是，一方面固为二战结盟所使然，一方面亦为中华民国的民主国体所决定，一方面则是因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曾得到过美国的支持和援助。
　　但是，中华民国在对美国关系上的第一个错失，是认美国是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将，却忘记了美国对内虽拥有一个最为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对外却是一个为了自身国家利益，而能够不惜背弃和牺牲盟友的“列强之一”。忘记了在战争中，中国和美国是互有支持，即：你虽支持了我的对日抗战，我也支持了你的对日太平洋战争。更忘记了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才造成了美国对我国的需要和美国对我国的援助。否则就不能解释，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还在将炼好的石油和钢铁运送给日本打中国。因此，任何高于自身国家主权和利益的知遇之心和报偿之想，都只能使自己国家的主权和利益遭受极大的损害。中华民国政府正是在这个至为重要的国际关系原则上，犯下了严重的错失。
　　中华民国政府对美国关系上的第二个错失，是她对美国认识的偏差，才造成了对美国的过多依赖，即在相当程度上，因夸大了美国处理世界事务的能力和智慧，从而为自己的失败制造了不应有的前因与后果。近百年来，美国在对东方国家的关系上，正是因为在政治、思想、文化、语言上的种种隔阂和障碍，加上自以为老大先进，又无应有的虚心，因而，才由其对东方国家、民族认识的浅薄和无知，而迭出错误的东方政策。就其对中国的关系而言，正是美国对辛亥之后的中国缺乏正确的认知，所以，它才会在前期与其他列强一起，对中国国民革命的艰难进程横加干扰；在后期，又对中共的所谓革命抱有浪漫式的同情，却对在内忧与外患交相煎迫之下，仍然坚持民主进步的中华民国政权和中国国民党，抱着不应有的反感心态。甚至错误地认为中共才是民主力量，而国民党却反而具有封建性质（费正清语）。特别是当中国内战已成显局，苏俄正在千方百计地支持中共打内战之时，美国不仅断绝了对于中华民国的援助，却声称“对中华民国统一中国的内战，不可鼓励，也不可在任何方式下予以帮助，以组成一个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¹⁹ 这就不仅令人有背信弃义的感觉，而且令人有反脸无情之恨了。何况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华民国的叛卖，乃是中华民国在内战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更何况一九四一年之后，中华民国明明有无数的机会足以置中共以死命，却都是因为“美国不同意”而坐失良机。²⁰ 但是国共内战开始前后，中华民国政府却处处仰仗美国，不仅请求美国大使赫尔利赴延安为国共调停，而且在内战被迫开打之后又屡屡请美国帮助实现停战，直至造成中华民国的国内政治与国内战争竟需要以美国的意见为意见。可惜的是，中华民国政府处处唯美国意见是从，却失败了；可叹的是，中共却根本不听美国那一套，甚至公然发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运动，却胜利了（参见下卷第五章）。
　　中华民国政府终于失去了大陆，美国也失去了中华民国这个亚州最重要的盟友。直至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又在中共专制统治极其残暴黑暗的文革时期亲赴北京，亲谒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专制独裁者毛泽东。美国随后竟与台湾断交，甚至将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已经实现了民主和繁荣的中华民国，驱逐出联合国。直至今日，美国仍在为了它和中共的共同利益，而一再地打压民主繁荣的中华民国台湾。矗不知历史的教训何时才能够被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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