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共蜕变为一个农民造反党
第一、中国共产革命被迫转变为中共农民造反
一、农民革命与共产革命的关系
如导论所说，一是马克思主义原来就是欧洲传统农业社会意识形态的近代化和“科学”化，所以马克思主义非但不排斥农民革命，而且批判那些否定和诋毁农民革命的思想，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批判就是明证。53
二是由无产阶级联合并领导农民结成工农联盟的基础，不仅是共产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成份，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马克思所指出的，巴黎公社造反因没有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而招致失败的教训，和恩格斯所提出的农业合作化道路，就更加证明了马、恩对工农联盟以共同发动共产革命和共同建设共产国家的重视。三是一九一七年之后，正是俄国农民对于苏俄共产专制政权的长期反抗和顽强反抗，才促使斯大林一方面对本国农民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手段，一方面则愈来愈明确地要求中共发动土地革命和煽动农民造反。斯大林甚至明确地指示中共：“中国革命实际上就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中国的革命实质上就是由中共领导的一场农民战争。”（参见本章第一节）显然，这一切，都对中国共产革命转变为中共农民革命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就不用说，中国原来就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落后农业国家；更不用说，中共建党伊始，党内就有一个十分活跃的“农民革命派”。
二、中共建党时期的组成成份已经决定了这一转变的完全可能性
如前所说，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不论它曾如何地标榜自己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实际上，它却是由一两个著名知识分子与数十名小知识分子组织起来的党（参见上卷第三章）。而在建党初期即成为其主体的小知识分子当中，有的虽然是乡村秀才出身，有的则是农村知识青年，或是失意与失学的农村小知识分子，毛泽东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这些在漫长的君主专制社会里，常常会成为农民造反领袖、或能成为为农民造反领袖出谋划策者的农村小知识分子，或曰小地主阶层的不仕子们，正因为他们生活在新旧交替时代的中国社会，处于中国历史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早期阶段，再加上辛亥之后，土地问题既未能及时解决，平均地权的革命理想又未能迅速实现，传统农业社会还远未来得及解体，因此，不论是从他们的个人处境出发，还是从他们要变革社会的愿望和理想着眼，也不论他们是否接受了何等的新思想与新主义，更遑论作为农村小知识分子的他们，对这些新思想和新主义能否真正理解和接受，或仅仅是生吞活剥，他们都不可能不在相当程度上，既承受着传统农民造反的影响和驱使，又不可能不热切地关心着，包括其自身命运在内的中国农村社会的变化。说穿了，即是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的解决。因此，作为中共早期重要组成成份的农村小知识分子们，也就不可能不把他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如何认识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和如何在共产主义革命的旗帜下，发动当代农民革命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历代农民造反革命的实践，早已为他们提供了现成的造反传统和丰富的造反经验。这就为中国共产革命转变为中共农民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可能性。 三、中共党内向来就有一个鼓吹农民造反的派别
由于上述原因的存在，所以，在中共内部向来就存在着一个竭力鼓吹农民造反的派别。一九二二年，地主出身的农村小知识分子彭湃，就已经开始在家乡海丰县从事发动农民运动和组织农民协会的工作，后来并成立了由中共党人所发动和组织的第一个农会，即惠州农民联合会。
一九二三年六月，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就已经用“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作为理由，来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他说：“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所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象广东这样的局面。”54
一九二三年九月，毛泽东在长沙大学补修班上讲国文课时，就曾指出：“农民的出路只有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55
此后，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为中共所把持的情形下，特别是在苏俄和斯大林已经明确指示中共，要在中国国民党北伐进军的后方发动土地革命
之后，中共中央因于一九二六年二月提出了“北伐政纲”，要把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大方向转变成为发动土地革命，建立乡村农民造反政权，毛泽东遂成为广东和武汉两地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主持人。一九二六年五月以前，广州农讲所已主办六期，每期均有各地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参加。至一九二七年三月，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亦加紧开张，为嗣后中共的武装叛乱，培养了一批农村造反人才。一九二六年九月，即在北伐军解放了湖南，对湖北的攻坚战即将开始之时，毛泽东又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与全国人民一心相与的北伐打倒军阀的大方向唱反调。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中共在北伐军刚打下武汉、南昌、福建，就要东进南京、包围上海之际，中共中央又在“农民政纲”中提出，要在国民革命政权刚刚建立的北伐军后方，“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归给农民；武装农民，推翻农村中的劣绅政权，建立农民平民政权。”同月，毛泽东始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十二月，毛泽东参加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并使该次大会通过了“减租、减息、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政权，组织农民自己武装”等决议。56
据中共史家称，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省已有五十多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激增至二百万人。于是，在中共“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号召下，湖南农民运动开始“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惧之毒”，不仅省、县、市、乡各级农民协会形同政权，动辄没收土地财产，而且自结武装，横行乡里，随意处决地主绅士。“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造反口号，既无限扩张了造反杀人的范围；“剪长衫、吃大户”的无理要求，更将湖南农民运动推向了与传统农民造反一般无二的“大同境界”。他们不仅要“将土豪劣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而且要“冲进地主家里，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要滚上一滚”。其批判、批斗、戴高帽游街，无辜打人、关人、滥施种种刑罚，虽与历代农民造反的暴民行为如出一辙，尤与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共“土改”和中共“文革”一般无二。由是而把传统农民之暴民运动的本相表演得淋漓尽致。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不仅把湖南农民运动吹上了天，妄称“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力量都阻挡不住……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农民在几个月内就做到了”。而且，毛泽东还兴奋地赞叹道：“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有过的奇勋。”甚至因此而得出结论说：“没有贫农的参加，便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更妄言“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后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57
一九二七年三月底，在毛泽东等人的推动下，全国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在武汉成立。至此，中共党内以毛泽东为首的农民造反派别终于形成。 四、中国共产革命在一九二七年的失败提供了这一转变的历史条件
上述种种原因虽然是中国共产革命转变为中共农民造反的重要原因，但是，恰恰是中国共产革命在一九二七年的失败，才迫使它更迅速地转变成了中共农民造反。其原因：一是中国共产革命在一九二七年的失败，已使它因大量的叛变、自首、脱党、少数人被捕和极少数公开叛乱首领的被处决，而锐减到不足一万人。由中共乘北伐之机而组织的工会，亦从其高峰期的三百万会员减少到三万人。曾号称拥有一千万会众的全国各地农民协会，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58
其后，中共虽然在苏俄的命令并指挥下，持续地发动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但是，城市武装叛乱的逐次失败和全部失败，不仅使它的地下组织遭遇了很大破坏，而且迫使它的地下中央机关和各级机关陆续迁往农村。从此，江西农村便成了他们的中央“苏区”，南中国贫穷、落后的偏远农村遂成了他们武装叛乱的战场，城市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也就只能为农村的传统式农民造反所代替。
二是中国共产革命于一九二七年的失败，在实际上虽然是苏俄企图诱逼中国国民革命的失败，但是，苏俄非但没有因此而善罢甘休，甚至就此将“诱逼”变为“直接发动”，干脆命令并指挥中共发动武装叛乱，煽动农民造反和建立认宗苏俄、出卖祖国的俄属苏维埃政权。因此，中共的农民造反，也就在苏俄的命令下，获得了它仍然作为中国共产革命性质和内容的正宗性。特别是一九二八年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时，由于斯大林将中国的共产革命定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武装斗争，因此，中共农民革命就是中国共产革命，也就不仅在共产革命的理论上得到了认同，而且在组织上得到了国际共产教皇斯大林的批准和支持。长期以来，中共史家曾指斯大林认为毛泽东的农民革命不是共产革命的说法，不过是要把这个认中共农民革命就是中国共产革命的历史功绩，完全归功于毛泽东一人罢了。
三是中共党内向来就存在着一个鼓吹农民造反的派别，而这个派别既在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革命失败以前就走“对”了道路，又在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革命失败以后，因坚持发动农民造反而挽救了中国共产革命。同时，更因为中共党内的农民造反派领袖毛泽东，在发动农民造反的革命中能够借鉴中国传统农民革命的经验，不仅确定了“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保卫城市”的方针，而且提出了“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口号，并把二者紧密联系，从而造成了附庸苏俄的“中华苏维埃国”的建立，为苏俄蓄意颠覆中华民国、分裂中国、制造两个中国而“功莫大焉”。所以，在中国共产革命已经濒临危局之时，毛泽东所要走的农民造反的道路，不仅得到了苏俄的支持，而且得到了苏俄的赞扬。一九三四年六月五日《共产国际通讯》曾发表米夫的文章：“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该文称：“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话……现在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都热烈地希望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其后，共产国际还致函中共中央说：“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文的已经出版（指在苏俄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都没有这样美观的书……。”后来，共产国际又出版了《中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书，该书刊有《毛泽东在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总结报告》和《毛泽东关于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工作的结束语》等内容，并用俄、德、日、英等十几国文字出版。
从此，毛泽东不仅将农民当成实现中国共产革命的主力军，而且，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也就是把“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精华”与中国农民“均贫贱、等富贵，人人都能大碗喝酒、个个都能大块吃肉”的传统大同思想结合起来，在中国共产革命于城市遭遇全面失败的危局之下，为中共找到了一面较之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更为“科学”、更为现代、亦更能打动人心的思想旗帜，使得煽动农民造反从此成为中国共产革命的主流和主体，更为其后毛泽东在抗战中为实现他假抗战和真扩张的卖国路线，以准备嗣后那一场抢天下的内战，而一再声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农民战争”，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二、中国共产党蜕变为一个农民造反党
由于中国共产革命迅速地转变成了中共农民造反，中国共产党也就迅速地蜕变成了一个农民党。
一、中共在构成上迅速蜕变成了一个农民党。有统计表明，一九二六年底，在中共约伍万余党员中，工人占百分之六十六，知识分子、主要是小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二十二，农民仅占百分之五。但是到了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机关迁往江西“苏区”时，中共虽在人数上已达十万之多，但其中百分之九十七已经是农民。59
中国共产党在构成上的这一重大变化，无疑已经使它蜕变成了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党，即农民党。
二、中共在性质上蜕变为一个以现代政党为形式、封建会党为本质的农民造反党。中共虽蜕变成了一个农民党，但因毛泽东认为“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由是，那些在辛亥前后的乱世中所滋蔓成长起来的农村造反者们，特别是一些绿林好汉、土匪强盗，以及由他们结党而形成的封建会党，即一再为中共所吹嘘的“被改编和被改造成了革命军人和革命军队者”，才真正地成了中共煽动农村造反的中坚力量。只要翻开中共于大陆建国之后所出版的种种“革命回忆录”，特别是正宗的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系列，60
则对于认识中共农民造反大军的这一“主体构成和中坚构成”，无疑会留下极其鲜明的印象。然而，正是中共的这个构成，才造就了它作为一个农民造反党的性质，才决定了它以现代政党为形式、封建会党为本质的政治特质。此后，在中共的“革命历程”中，甚至直到它夺取政权之后，都无时不表现了它的这一政治特质。以至于不论是在哪一条“战线”，中共所依靠和重用的，严格地说，都是流氓无产者，或具有流氓无产者某些性格特征的社会成份。甚至在知识分子、直至被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队伍当中，亦非但不能免，而且大有人在。否则由中共历次发动的政治运动，也就没有可能在各个阶层，各条“战线”，都能造成同样残酷无道和灭绝人性的景象了。
三、中共蜕变为以乡村小知识分子为领袖集团的农民党。由于历代有作为的农民造反领袖，必定有乡村秀才、即地主阶级的不仕子们为其出谋划策，如朱元璋之重用刘伯温，李自成之重用李岩；由于农民造反领袖本身，亦有可能就是乡村中的小知识分子，即地主阶级的不仕子，如黄巢和洪秀全；由于中共的农民革命，虽具有传统农民造反的本质，却要扛现代共产革命的旗号，甚至需要“配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知识；因此，象毛泽东、刘少奇等这样一批虽无真正专业知识，却又绝顶聪明能干，虽失意、失路，却又继承了传统造反精神的乡村小知识分子们，盖因他们在投身共产革命伊始，就在自学和苏俄的阴谋教导之下，既学到了一星半点的马列主义，又学会了不择手段的狂热革命精神，因而才在中国共产革命不得不转变为中共农民造反之后，自然而然地便成了中共领袖集团的主要成员，直至成为中共农民造反和再造专制新王朝的当然领袖，即“革命皇帝”。毛泽东便是它最为突出的典型。只需稍稍考察一下中共第一、第二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出身构成，就能证明这个认知的正确。三十年代后直至一九四九年前，中共领袖集团的这个构成，不仅从此改变了它从建党之初至一九二七年，都是由极少数知识分子作为其领袖的状况，并且使得党内的极少数真正知识分子，从此成为被打击和排挤的对象，从而保证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乡村小知识分子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并由此而决定了中共农民造反的政治特质。一九四九年后，中共这个以农村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领袖集团，及其各级以乡村小知识分子和城乡无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领导层，就更是出于对真正知识分子的阴暗心理和变态心理，而在长期内制定了一条“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动方针，以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利用愚昧和落后，更在革命的名义之下戕害进步和文明。直至造就了整整几代人蔑视文化、践踏知识的恶劣国风。从而迫害了千千万万的优秀知识分子，毒害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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