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之所以敢于在中国大陆倒行逆施，但看上去又似固若金汤，亦得力于它的一整套用人制度，或曰无制度的官吏选拔制度。而所谓无制度，是指中共向未建立起一套“官吏选拔制度”。它既不像成熟期的中国君主专制王朝，尚有科举等一整套开科取士的标准和办法，更不像西方现代国家和中华民国，已逐步地成熟了公务员和文官考试制度。中共虽然是一个独尊马列的教政合一式专制政体，但它却不以“马列取士”。八十年代，因民众对中共选官拔士物议汹汹，中共才开始表示“要实行公务员制度，规定公务员考试办法”。但是，时至今日，时间已经过去了若干年，文件发了数十起，试点试了几多回，没有学历、文凭的未来公务员们，也早已将“学历、文凭”准备好了，但是，公务员制度和公务员考试仍邈不知其踪影。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它行不通。而之所以行不通，还是因为官场中尽是不可雕的朽木，一旦当真实行公务员制度，其整个的统治基础就会面临全面变色、甚至全面崩塌的危险。当然，形式上的公务员考试与公务员制度，不得已时也同样会实行，但无非是“走过场”，做做样子而已。现任各级官员更难有“落第”者。在上有政策和下有对策的今日中国大陆，什么事情都会走向它反面的成功。
　　但是，指中共没有用人制度，却并不等于说它没有用人办法，其官吏选拔的根本办法是﹕
　　第一、用人权归党权和党权归书记。中共党政两方面所有的官吏选拔，均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与中共各级党委的组织部直接管辖。各单位在本行业和本系统，亦全部归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分管组织的书记——常常是第一把手主管，并逐级受管于党委的组织部门。各级党的组织部，一般由各级党委的第一把手、即书记掌控。自一九四九年以来，除文革初的短暂混乱以外，所有中共官吏，包括各行各业的官吏选拔，均由党权处之。这就造成了党对官吏选拔的绝对权力。
　　第二、任人唯党和任人唯亲。所谓任人唯党，即非中共党员，不得提拔与任用。除掉人大、政协与各级政权需要极个别作为配相的“统战花瓶和民主花瓶”以外。如前所说，即便是八个民主党派的各级负责人，也必须由中共的“地下党员”担任。所谓任人唯亲，即既然人权归党，党权归党的组织部，组织部权归书记，因此，中共中央及各级地方党委，以及各行各业党的主要负责人，便由此获得了管辖范围内的用人权。中共自中央至地方，直至各行各业党政两套领导班子中永无休止的互斗即内讧，盖因人权而起。因为人权才是党权的根本权力。一位市委秘书长曾感慨万端地说﹕“书记、副书记、常委们，他们所有的精力，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用在为自己安插亲信上面。因为这才是他们真有权和假有权的分水岭。”至于“党政机关亲连亲、公检法父子兵”的“亲亲风范”，亦早已形成为一朝“国风”了。
　　第三、时期不同而选拔各异。基于上述用人原则，即组织路线，中共亦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官吏选拔手段。
　　一、建国之初，根据农民造反打天下就必须坐天下的需要，中共遂于建立政权后进行党内分封，使参加过中共革命者，人人大小有个官做。一是建立官位、权力和“爵位”的终身制度，二是形成了“天下是我打的，天下就该我坐”这样一个普遍的党人心理。这就使任何对中共的不满或反对，都会被视作“要抢它的江山”，从而被中共深恶痛绝之，更要严刑击杀之，直至屠城亦在所不惜。一九八九年邓小平叫嚣“江山是我们用鲜血换来的，要抢，也要拿血来换”和“杀二十万保二十年”，即是上述中共党人心理的突出表现。
　　二、建国之后直至一九七八年，中共在组织路线上一是任用所谓出身好者，二是任用无文化和低文化者，三是强调所谓“外行领导内行”，四是采取将工农兵送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去“掺沙子”，五是大量提拔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说穿了，就是提拔曾积极向共产党告密者和帮助共产党整人害人者。今天，充塞在中国大陆党政各级权力岗位上的老共产官员，基本上都有一段整人或助党整人的历史，其中有大多数人欠有血债，甚至是大笔血债。文革十年，上述种种被提拔者中的大多数，曾上打走资派、即打过提拔他们的恩人，下打过知识分子和一般群众。其中有不少人因摸透党脉而能随机应变，故文革后仍能据高位，善始终。
　　三、一九七八年以后，因邓小平表示要重用知识分子“奔四化”，中共的组织路线亦开始有了改变。在一九八三年的“机构改革”和“调整领导班子”中，中共各级党委组织部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开始不计出身地提拔并重用了一批知识分子。但是，这一任用和提拔知识分子的政策，在名额上既有限制，其比例由中共各级组织部门控制；在使用上亦有区别，主要是企、事业单位居多，行政、党政和要害部门居少；在目的上亦有明确划分，有的纯为对外统战的需要，诸如特别提拔在海外和在台湾有影响的华人国内亲属。在被提拔和重用的知识分子中，有一些人成为对党感恩戴德者，有一些原就属于品学不够高者，还有一些是野心、权力和欲望较强者。用普通人的话来说，即“混混”多而贤者少。当这样一些“内行”一旦走上领导岗位，其对于真正内行的“控制与压迫”，常常并不稍减，有的已经完全堕落为中共的帮凶。
　　四、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共的组织路线又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变。这个转变是基于对知识分子的不能信任与重用。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中共各级党的组织部对被提拔起来的知识分子干部进行了一次考查。对其中一些参加了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者，进行了坚决的清洗，包括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其中态度暧昧、立场不稳、有同情学生运动言行者，则采取调职的办法，使其脱离重要岗位，或加派信得过的干部去进行领导和制约。例如，在历来由共产党员作家和艺术家担任主席和书记的文学艺术界，中共自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的宣传部门，就派出了大批党棍和政客去“加强领导”，使文艺界出现了“外行领导内行”的突出局面。一九八九年后，中共一方面修正了提拔知识分子的组织路线，一方面执行了一条“唯坏人和小人是举”的政治路线，即凡是人民痛恨者，人心厌恶者，便会成为它要提拔与依靠的对象。民间所谓“鸡鱼肉鸭不再用，乌龟王八爬上台”的比喻，便是因此而发。目前中国大陆的各级党政机关和各行各业各单位都提拔了这样一批“领导干部”。中国共产党终于走到了“只能赤裸裸地依靠流氓恶棍以治国制民”的绝路之上。有必要指出的是，一九八九年不仅促成了中国大陆人民的彻底觉醒，而且使其党人中的大部分开始走向了醒悟。这种醒悟，一方面表现在“及时行乐和搞钱留后路”的消极作为上，一方面则表现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执行策略上。特别是对“六四”之后，按中共中央“层层清查”的要求应予以处罚、处分和清洗的对象，各级党政机关与各行各业的大部分党政领导，除掉对其中突出者不办不足以交差外，其余都是能将就者则尽量将就，能帮其隐瞒者便尽量帮其隐瞒“过关”。虽然其中也不缺少效忠者。
　　五、特别要指出的是，如果说毛泽东和他的中共曾认为自身的“革命江山势将千秋万代永不变色”，那么，到了邓小平时代，邓和他的中共则已日渐丧失了这样的自信。因此，由最高权力和层层权力的交接，所带来的对“接班人”的选择，就成为中共江山如何传宗接代的大问题。由是，自八十年代上半期第一次机构改革始，中共中央就开始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弟中物色接班人，以李鹏、李铁映为代表的一大批“太子党”遂开始接班掌权。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由他们的后代来接班，他们最放心的理论，亦在党内公开出笼。八十年代，中共中央组织部已在每一位部长以上干部去向“马克思报到”以前，向其询问由他的哪一位子女“接班”为最好。从此，中共各级党委纷纷仿傚。一九八九年前太子党谱系既已绘成全图，新一代大官、高官和官倒也都已登台亮相。一九八九年后，由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共的未来江山忧心忡忡，从而加速了其子女在权、商两个方面的全面接班。甚至连所谓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也一样要其子弟来接班，他们才能放心。被杀的李济深之子即是一例。¹¹ 由是，而使五十年代对于“老革命”的革命分封，变成了八十年代对其子女的全面加封。中国共产党由是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和君主专制的历史上，开创了层层级级和方方面面均由儿子女儿、侄儿侄女、女婿媳妇全面接班的“崭新历史景象”，不仅全面复辟了秦以后在中国君主专制的历史上早已没落了的封建制和分封制，而且将这一封建制和分封制推向了史所未有和世所没有的荒诞地步。因为中国自秦以后的历朝历代，除掉皇位由皇子传承以外，对皇室也只是封王位，晋爵位，而不授实权和官职。至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即便因其功大，皇帝要加封晋爵，一般情形下亦同样不能不经过考试而“子继父业”。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坏当权宰相秦桧，其子就因为在殿试中落第，状元即被安徽一个贫民知识分子张孝祥所得。
　　中国共产党虽因他的一整套组织路线，而帮助它巩固了党权和政权，并得以苟延残喘，然而，这一整套组织路线，作为其专制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开始随着其权力结构自身的锈蚀，而就要濒临彻底崩解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