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共十年改革的范围

　　中共十年改革除掉曾在农村改革中解散人民公社、即解放共产农奴，乃具有政治改革的意义以外，其它任何改革，特别是城市改革，均被限定在经济改革的明确范围之内。即只准许经济改革，而不准许政治改革。或曰只有政治改革的空喊，而绝无政治改革的实践。

第二、中共十年改革的禁区

　　因中共只空言政治改革，而绝不进行政治改革，因此，向被中共视为第一和挂帅的“政治”，便天经地义地成了改革的真正禁区。尤其是它的“四个坚持”和“抓两手”，即在四个坚持之下，一手抓经济改革，一手抓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实际上不但不会促成改革的深化，竟又在政治改革的禁区之外，增添了一个新的禁区，就是不准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改革。由是，思想文化领域里新的整肃运动也就彼伏而此起。从一九七八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思想解放”以来，一九八零年就因文学界被视为“越轨”，而由中共挑起了一场“歌德还是缺德”的争论，⁰⁶ 即“是歌社会主义德、还是缺社会主义德”的争论，企图再度用政治的力量来排斥和否定刚刚触及、表现和批判了当代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一九八一年春天在北京召开的“剧本座谈会”，又借批判电影“苦恋”，向文化界发出了正式的警告。一九八三年秋冬之际，终于爆发了为期二十七天的“流产文革”，即来势汹汹的“反对精神污染”和“反对西化”的运动。一九八四年全国作家代表大会虽然是文学界对“反对精神污染”这一流产文革的“出气”，一九八六年爆发在全国各地要求政治改革、要求言论自由和要求反对官倒腐败的学生运动，就更是表达了人民要求政治变革的政治要求。但是，一九八七年初中共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无疑暴露了中共绝不会改革政治，更不会将专制政治改革成为民主政治的本相。之后，因中共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冲突的暂时倾斜，曾又一次造成了短暂的宽松环境，即造就了一九八八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敢言”会风，致使一时间要求政治改革和要求反腐败、反官倒的呼声响遍全国。但一九八八年深秋，全国第五次“文代会”“不准串连和不准胡说”的阴冷沉寂会风，终于预示着一场更大政治寒流的到来。可以说，除掉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邓小平为否定文革和拨乱反正而不得不一度高喊过“思想解放”，即要求“解放到科学的毛泽东思想体系里面去”以外，此后，在思想领域，非但再也没有提倡过任何的思想解放运动，却反而有计划、有组织地一再遏止人民的思想解放，一再扑杀人民的任何“异于”思想，力求归复马、列、毛正宗，特别是对新闻自由的绝不松口，集会结社的绝不允许，人民办报办刊的绝不给予，从而在十年改革中，使得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改革亦与政治改革一样被视作禁区，不能越雷池一步。这既是文学艺术的发展仅仅在几声呐喊和几篇“伤痕”之后，便开始遭受重重打击、限制、并被迫迅速走向种种歧途的原因，也是伴随着经济改革的发生、发展、滑坡和恶化的政治改革高喊，更无从兑现的根由所在。

第三、中共改革的死区

　　中共之所以在十年经济改革中设立了以上禁区，根子，是在中共党权的不能放手和不能放松。而党权的不能放手和不能放松，不仅形成了中共十年改革的一个真正死区，而且正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个死区，才造成了其它方面改革的困境、禁区和难题。特别是政治改革的无以进行。
　　十年改革中，人事制度的改革喊得最早，但迄今“党管人事”的制度却无分毫改动。十年改革中，“党政分家”的呼声可谓最高，但至今党政岂但不分，甚至连对人大和政协都已经进一步强化了共产党的专制。十年改革中，党权、政权对于企业、事业的管理权和控制权，虽然一再地遭到了人民的物议与不满，但其坚决不改和坚决不放，只能令人扼腕。著名共产党演员赵丹临死前就曾满怀沉痛与愤懑地指斥说﹕“既然号称百万大军的文艺界，每一个单位和团体都有那么多的党员，又为什么非要派那些外行的党员来领导我们不可？”他的话，虽然震聋发聩，发人深省，但是，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共在全国各级文联及所属各协会，以大派党棍来代替党员作家艺术家担任党政领导的倒行逆施，已经证明了中共的用心何在。

第四、中共十年改革的后果

　　一、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正面效应。相对于毛泽东和中共二十六年无法无天的残暴统治而言，由邓小平和中共所推行的改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时期中，达到了用改良的方法以与民让步、与民休息和与国发展的成效，从而使得中共的专制统治得以短暂的中兴。用胡耀邦的话来说，就是“中共这一艘早已在下沉的大船总算没有沉没”。⁰⁷
　　二、专制极权统治的相对削弱。中共十年“挂羊头、卖狗肉”式的专制改良，终于使得在前三十年中嚐足了“社会主义苦”的人民，包括中共自身的许多党人和官僚，对所谓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信仰均产生了根本的动摇。人民不仅已经在感性和感情上，而且已经从理性和理论上，走向了对所谓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和抛弃。在官场，则迅速演化成为将坚持马、列、毛正宗思想，变成了假戏真唱和真戏假唱。有时则乾脆成为对上交差、对下作态、上下互相欺骗、却又都是心心相知的政治过场戏。中共中央屡屡指责其各级党政官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原因，盖源于此。
　　三、官场腐败的迅速升级和扩张。虽然在文革前十七年和文革初期，毛泽东和他的高级党政官僚们在生活上已经腐化堕落不堪，但是，一方面因被遮掩在铁幕之内，另一方面，亦因“革命”一词犹如一把无形的“法术”之剑，被中共最高统治集团高悬在中低级干部和造反派的头顶之上，使之不敢公然的腐化与腐败。但是，至文革中、后期，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因毛泽东以革命名义整杀“功臣”的倒行逆施，已为广大党人和民众所识破，“革命的法术之剑”既随之消失，中共各级权力集团的腐败和腐化也就得以大大地传承和加速。再加上“革命”不仅使得人民越来越穷，“革命”亦同样使得中共的大多数下层干部，非但在政治上朝不保夕，而且生活清苦，心自难甘。于是，腐败和腐化遂蔚然成风。前文所述，“大干部送上门、中层干部开后门、小干部乱找人、老百姓骂出门”的民谣，便是文革中后期腐败社会局面的真实写照。毛泽东死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伊始，一方面，曾在十年内讧中失去了天堂的所有党政官僚，为重新得到一切和占有一切而倍显贪婪；另一方面，清苦了半辈子的中小“革命家”们，因早已看透了人生，看穿了“革命”，因而“改革”虽难全真，“开放”却全然不假。于是，“有权就有一切，无权就一切都没有”的口头禅，几乎成为他们心领神会的座右铭，激发得人人为餐餐顿顿酒肉穿肠过，为在考察名义下出国观赏资本主义，为升官晋级而公然用公款行贿索贿，为安排子女后人的移民海外而一心敛财和疯狂占有，为嚐尽人生的艳乐而酒色不衰，竟能够将整个官场与社会闹得腐败横行，乌烟瘴气。特别是一九八五年后中共层层高官及其子弟们的弄权经商，大搞官倒、权倒，就更是将这一片腐败之气，变成了合情、甚至合法的腐烂之风。中共正是用它的“改革”，才从“为革命抓权”，彻底地走向了“为革命抓权乃是为了为革命抓钱的崭新历史阶段”。而由专制制度和由专制改良所制造的腐败和腐烂，亦终于变成了中共及其专制统治的不治之症，成为中共大陆专制复辟政权的亡国之象。
　　四、社会两极分化的迅疾形成及其发展的极端化
　　中共的公然腐败与腐烂，不仅是对社会公有财富的疯狂糟蹋，而且是对社会共有财富 —— 实际是人民财富的公然劫夺。这就必然要造成如下两个可怕的结果，一是他们的富有化恰与社会的贫穷化成为正比，二是掌权者的公然腐败和腐化，必然要造成整个社会腐败、腐烂风气的公行。就前者而言，据不完全统计，一九八九年中共官场用于公款吃喝的钱竟达数亿人民币以上。但一九八九年人大内部亦有资料统计，该年中国中部某省竟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农民连肚子也吃不饱，而在某富裕省份的贫穷山区，农民连过年也吃不上一顿肉的景况竟比比皆是。这自然只能造成普通人民对“吃喝玩乐都报销”的中共党人官僚，怀抱强烈的不满直至愤恨。就后者而论，则正是由前者才造成了整个社会心理的严重倾斜和社会公德的荡然无存。流行在整个大陆社会的“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之类的愤恨贪婪之语，实已将今日大陆社会的不平心态和腐风恶气表现得淋漓尽致。
　　五、政治改革呼声迭起
　　如果说一九八四年前的农村改革和所谓城市经济改革尚有成效的话，则一九八四年之后的形形色色改革，便立即开始呈现出种种杂乱无绪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共对于必须与之配套的政治改革，或曰作为经济改革必要基楚的政治改革，非但迟迟不改，而且决然不改。一九八五年，邓小平虽然在中共十三大上给予了政治改革的空洞许诺，中共党内的政治改良“精英们”甚至已在草拟政治改革方案，⁰⁸ 但是，政治改革仍然只是空打雷，不下雨。历史的事实是，自中共十三大到中共十五大，中共不仅无意进行政治改革，而且蓄意反对政治改革，并且在高喊政治改革中肆意扩张党权，强调四个坚持，特别是在人大和政协，思想界和理论界，教育界和文化界，其党权的扩张与强化，实已到了连“十七年”与文革都不曾达到的强度。如前所说，一九八九年之后，各级人大和政协均由中共各级党的主要负责人担任其主要职务的事实；一九八九年之后，各级文艺工作者联合会和各级作家协会均由中共各级宣传部派出大批党棍以再事“外行领导内行”的实例；一九八九年后，江泽民犹如高喊立宪时期的晚清监国摄政王载沣一样，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一族（即上海帮）的全面倒退景象；只能说明中共为了巩固其一党专制的权力，已经连脸面也不能够再顾了。而对于那些一再要求政治改革的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中共不是施以高压，赶出海外，便是逮捕法办，课以重刑，“六四”的血影依然深重地笼罩在我们的国土之上。
　　必须指出的是，中共虽然以上述种种手段达到了在实际上反对政治改革的目的，但是，政治改革的要求在中国大陆人民的心中却非但没有因此而消失，却反而变得愈来愈强，愈来愈烈，并且终于演变成为要求社会彻底变革的思潮，在向着追求民主自由和反对中共专制统治的明确目标前进了。
　　六、民主运动的爆发
　　中共从允诺政治改革到反对政治改革直至强化专制政治的行径，一方面保护了中共的权力及其特权阶层的贪赃枉法与腐败腐化，一方面使原来已经举步维艰的经济改革发生了严重的滑坡，一方面终于使人民对中共的所谓改革走完了“由期望到失望和由失望到否定”的历史过程。一九八六年秋，即在中共十三大许诺实行政治改革一年之后，全国各大中城市终于爆发了学生运动。其声势与规模均为一九一九年之后所仅见。这一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全国性学生运动，虽然无领袖，无组织，亦无计划与谋划，更无黑手，但是，各地学生喊出来的却都是﹕立即进行政治改革，反对官倒与腐败，要求新闻言论出版自由。邓小平和他的中共如临大敌，不仅对人民呼唤政治改革的要求置之不理，对反官倒、反腐败的呼声充耳不闻，而且立即抓住学生运动要求新闻言论自由这一“严重把柄”，立即压上了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帽子，向着党内外左右开弓，大打出手。由是，胡耀邦因被指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保护伞，而在枪杆子的逼迫下待罪辞职；几位被中共指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的党内知识分子，遂被开除党籍；各地高校学生运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分别受到了轻重不同的处分，严重参预者则被逮捕“法办”。这一场旨在思想上进行整肃的政治运动，虽然如同八三年那一场二十七天的“流产文革”一样，只能以流产为告终，但是，它从反面所聚敛起来的不平之声与反抗之念，却随着中共经济改革的迅疾滑坡和官倒腐败的更加横行无忌，而愈来愈表现出它必然要勃发的前景。一九八九年春天因“借题发挥”，即借胡耀邦之死而陡然爆发开来的学生运动，之所以能够立即得到全国上下各阶层人民的竭力支持与踊跃参加，并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和世界范围内空前壮阔的民主运动，只能说明自一九八七至一九八九年中共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倒行逆施，特别是其间官倒和腐败的横行无忌，实在是起到了激怒整个社会情绪的巨大作用。

第五、中共改革的专制改良本质

　　由于中共改革的范围是经济改革，中共改革的禁区是政治改革，中共改革的死区是党权的绝然不改、不让和不放，中共十年改革的直接后果乃是腐败的歧生歧长和人民不满的迅速加深，因此，中共的十年改革，才仅仅是经济改革，并且以不根本改变专制权力经济形态为界限。因为，这一场经济改革，一旦从根本上触及了、动摇了、甚至是改变了中共的专制经济形态，就等于触及了、动摇了、甚至是改变了这个专制权力经济形态的“政治底牌”，也就是触及了、动摇了、甚至是改变了中共一党的党权和中共的整个专制极权制度。所以，中共才不会下决心改变它的专制权力型经济，更不会首先下决心改革它的那一张“政治底牌”，即决心以政治改革来廓清经济改革的道路。由是中共十年改革乃是意在巩固其一党专制统治，意在维护其一党江山的专制改良本质，也就昭然而若揭。中共的改革遂只能与晚清及近、现代所有专制国家的专制改良一样，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它必然失败的最后下场。